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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的灾难。周恩来是在风尘仆仆地忙碌于推动北方八省区抗旱和领导邢台抗震救灾的紧张工作时，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心的。起初，对这种自上而下地鼓动纵容群众起来“造反”，有意造成“天下大乱”的做法，周恩来是很不理解的。尽管这样，他仍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努力从好的方面、好的前途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它能够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阴暗面，以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
但不久，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摆在他面前的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二是坚守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尽己所能来挽救危局。前者从个人角度看，不失为一条上策，后者则如履薄冰，前途叵测。周恩来毅然选择了后者。他曾对一位老战友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为了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把党和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周恩来挺身而出，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十年。他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胡耀邦说：“我们全党同志都深深地理解，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周恩来同志为保护党和人民，作了何等可贵的贡献啊！”
周恩来之所以能苦撑危局十年，与他炉火纯青的公关艺术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周恩来是一个饱经风霜、经验丰富的老艄公，那么，正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紧紧地把握着船舵，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急流险滩中的各种漩涡和暗礁，坚定地驶向既定的目标——在尽可能地减少损失、维持国家生活继续运转的同时，因势利导地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待着历史的转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
当时，他的战友们、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由于各种原因先后被打倒或“靠边站”了。毛泽东认识上的迷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同时也曾制止纠正过某些局部性的具体错误；林彪、江青等人既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集团，但又在党内占据着合法地位。这些情况异常复杂。要实现既定目标，就要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成功。
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群关系十分讲究策略，讲究分寸。
在对待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时，总的来说他不可能不跟着走，否则自己也难以保住，因此有时也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但他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对毛泽东“左”的错误思想，表明看法、提出建议；或是尽可能地从积极方面加以解释和引导。如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他专门找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看法，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后，周恩来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而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犯“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进行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指出：
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
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针对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
对毛泽东在某些局部性问题上的正确意见或曾在历史上提出过的正确思想，周恩来总是坚决贯彻落实。如1966年8月29日夜，某学校红卫兵抄查了著名人士章士钊的住宅。30日晨，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接信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随即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周恩来还利用这一机会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
（1）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2）部长、副部长
（3）政副
（4）国副
（5）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两高
（李宗仁）
同年9月1日，周恩来又命三○一医院准备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入院，对他们加以保护。
1972年，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在狱中受到迫害的情况。毛泽东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周恩来接到批示后，当即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写信，信中说：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
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要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附去主席批示件，请随第三事办好退回。
1972年1月，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接见陈毅夫人张茜时，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并表示：邓小平的性质与刘少奇不一样，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这件事直接促成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
同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14日，毛泽东阅信后批给周恩来，称“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并列举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周恩来当即一方面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并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另一方面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将原来的秘书、公务员调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这件事。纪、汪根据谈话精神提出了邓小平仍任副总理的建议信。周恩来看了后，又取得毛泽东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又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同年12月22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样，为以后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作了铺垫。
在对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上，由于他们当时分别担任党内重要职务，而且反革命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周恩来在党内斗争的范围内与他们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一种形式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尽量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比如，在保护干部的问题上，针对各地区各部门在江青一伙煽动下对干部的迫害愈演愈烈，周恩来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同志紧急商量后，提出名单，报告毛泽东批准，让廖承志、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几十位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轮流住在中南海，并把处境困难的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一些大区和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安置在可靠的地方加以保护，严格保密。对此，江青一伙大为恼火，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集体围攻周恩来，指责这是不相信革命群众会搞文斗，打击了他们的革命情绪，保护了走资派。周恩来回击说：不管你们“文斗”也好，小斗、大斗也好，我就是不允许。这比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厉害，逼死了人谁负责？你们敢保证吗？事后，毛泽东知道了此事，赞同说：“总理做得好。”江青一伙知道毛泽东赞同了，就再也不敢纠缠了。
另一种形式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1967年夏，鞍山钢铁公司武斗严重，造成许多高炉停火，生产急剧下降。周恩来十分焦急，决定派李富春亲自赴鞍山解决问题。中央文革小组知道后，先是反对，后又提出由他们派人一同去。周恩来知道这样一来，非把鞍钢搞得更乱不可。于是，他就采取“拖”的办法，说时机还不到，等几天再说。当江青等人就这件事指责他不支持中央文革的工作，“只搞生产，不搞‘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表示：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靠什么搞革命？后来他与辽宁协商，派军队对鞍钢实行了军管。
对这类事情，林彪、江青一伙感到很恼火，他们攻击周恩来搞“折衷主义”，是“救火队长”，“和稀泥”，但又无可奈何。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周恩来坚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的前提下作若干必要的妥协和让步。
1974年10月14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邓小平作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千方百计要排除邓小平。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遭到邓小平批驳，于是就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过一些同志将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明江青等人要整邓小平。毛泽东听后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且赞扬了邓小平，提议他当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这样，挫败了江青一伙的阴谋。在四届人大的筹备过程中，江青、张春桥等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教育、文化、体委三个部委的领导岗位上，周恩来与邓小平、李先念等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体委可作让步。这种既坚持原则而又作必要让步的策略，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
周恩来有时在自己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以后，还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继续自己的努力。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干部政策。1972年9月，周恩来抽出时间，数次约人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的内容，他提议将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写入社论，以期推动全国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开展。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两次写进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都被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勾掉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努力。公开发表的社论尽管未能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但却针对极左思潮对各个领域的危害，从正面提出了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2年底，毛泽东约周恩来等谈话，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并说林彪问题不是极“左”而是极右。这样，对极左思潮批不下去了。但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就一个个具体问题尽力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
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周恩来还常常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争，在忍辱负重的周旋中，等待历史的转机。
当时，周恩来的一进一退，都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局，如果头脑稍不冷静，言行稍有不慎，不仅于大局无补，而且会给早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打倒他的口实，从而给已经处于危难之中的党和国家造成更大的不幸。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除了在一些重大事件上与林、江集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许多时候则是以沉默的方式表示自己无言的抗争。他忍辱负重，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与林、江集团进行苦苦的周旋，决不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对于这一点，许多同志甚至老战友都不理解。谭震林曾在反击江青的一封信中不解地表示：“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对于同志的不解，周恩来不做任何解释，而是一如既往地向着自己认定的目标顽强地走下去。他坚信人民和历史最终是会理解自己的。他曾经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实证明，正是他这八个字，为党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创造了有利条件，换来了党的事业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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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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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2007-04-06 20: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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